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中美同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实质性谈判被认为是此次对话的重要成果。中美双方认识到制定一套包括开放、非歧视和透明度等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该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准入环节的投资的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基础。

　　7月15日，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S&ED的经济对话中，中美同意开始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在能源、环境、页岩气等议题上达成的共识，这些都对中美经济合作有直接影响。

　　对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所需要的时间，葛国瑞认为，乐观估计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他强调说，这是一个乐观的预计。

　　开放服务业

　　葛国瑞希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开放新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行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向消费驱动转变，这变得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对于中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在中美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美国商会和其会员企业曾被两国政府问及，他们的担忧是什么，希望看到哪方面的进展。葛国瑞对本报表示，他们表达了对扩大市场准入的渴望，尤其是在服务业。

　　正在筹备中的上海自贸区也将更多地偏向于服务业开放。“任何能够带来更大的市场准入的努力，我们都完全支持。”葛国瑞说。他坦言，目前服务行业受到很多限制，外资在银行、法律服务、会计、保险等领域都面临诸多市场准入限制。“我们欢迎这一领域的自由化。”

　　他同时强调，开放市场准入，不仅仅需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也要在市场领域得到落实。“大部分市场准入的障碍不在表述，而在于执行。”

　　同时，由于这是一份双边投资协定，葛国瑞认为，它所带来的机会应该是相互的，中国企业也能享受到他们希望在美国得到的市场准入。“这有助于实现中美关系的互惠。”他说。

　　“从商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希望在不同领域的机会是互相的。如果某一领域在一国是开放的，我们希望它在另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而不是要求技术转让或者是合资等。”葛国瑞说。

　　国家安全例外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中方同意采用这种模式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与中国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中国目前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将产业项目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类别。“我们希望这三个类别最终能够消失。”葛国瑞说。他坦言对于外资也会有例外，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涉及军事国家安全领域，每个国家进行审查是可以理解的。”他向本报解释说，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大多数时候涉及军事技术、能源安全。他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对国家安全寻找相似的定义，而中方目前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太过于广泛。

　　对于中国双汇国际对美国食品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案，葛国瑞认为，这项交易的潜在障碍在于各相关州的法律，因为有的州对外国投资有限制。“我希望这不会成为交易的障碍。”葛国瑞说。美国密苏里州长日前否决了两项包含允许把密苏里农田出售给外国人条款的议案，为双汇的收购案增加变数。

　　他同时指出，此项交易的部分内容需要审查，比如史密斯菲尔德是美国军方猪肉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他认为这样的审查是合理的，但这也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除此之外，我希望可以由市场来决定。”

　　S&ED趋同JCCT

　　“总的来说，我对本轮对话达成的成果感到很高兴。”葛国瑞说。但他也指出了一种趋势，即S&ED越来越向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偏移，人们倾向于谈论特定会谈可以交付的成果。“问题在于，这就背离了真正的战略层面的讨论而转向了执行层面。”

　　他表示，有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人士希望，S&ED能维持战略性或者回到其最初的战略层面，而不是聚焦于特定的事务和可以交付的成果，就像人们期望从JCCT得到的。

　　尽管如此，在葛国瑞看来，在本轮对话开始之前，它就已经成功，因为此次对话有两国新的高层参加。“把这些人聚到一起非常重要，就像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加州的会面一样重要。”他认为把两国高官聚在一起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和增加互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