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即将召开,此次会议的高层领导权利交接无疑引人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在持续的高速增长后经历了最为痛苦的下滑,各界人士都对会议期间出台的经济振兴政策抱有巨大期待。不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在热炒“十八大”题材,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一会议将挽狂澜于既倒吗?会后的经济运行趋势能否出现逆转?究竟有哪些宏观政策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对钢铁行业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针对大家心中的一连串问号,让我们结合此前政府的行动来作相关分析。
基本面:三驾马车均显乏力,经济或底部僵持运行
从纯经济因素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运行形势的判断是较为简单和明确。温家宝总理去年将中国经济2012年度的增速预期调低至7.5%,不可否认,政府早就有了降增长调结构的愿望,但是现实的经济减速对于市场的打击或许的确超过了高层的想象,从8%到7.5%仅仅0.5个百分点的差距几乎拖垮了实体经济,若不是在二季度开始政府接连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可能会跌破执政领导的心理底线。
好在“凯恩斯主义”再次发挥了他的效果,短期的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市场各方对于完成增长目标重拾信心,相对乐观人士认为经济4季度可望触底并呈现明显反转上升态势,即维持数季度的增速递增。但是笔者认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可能不会如此乐观,极有可能呈现出“L型”的底部僵持形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发展方式已明显难以支撑经济增长,而在寻找新的增长模式道路上我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具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所依赖的三驾马车(贸易、消费、投资)目前都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对外贸易巨幅萎缩虽说主要与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欧美主要市场疲软相关,但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衰退可能会延续多年,外需长期疲弱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而国内的消费市场虽说潜力巨大,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足是硬伤,考虑到年轻人的买房压力和中老年人医疗开支,在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下,消费市场的可挖掘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将消费潜力转化为实际消费能力任重道远;至于政府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虽然可以不断加以政策引导,但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就是过多公共投资导致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对私人投资的挤压,一方面,收益状况欠佳和资金来源不足问题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无限制的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根据IMF报告,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产能过剩状况可谓严重,此外,由于垄断等隐形成本的影响,私人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被不断压缩,微观主体缺乏活力恐怕很难拉动经济再度强势上扬。
中国经济目前可能正处于企业部门衰退逐步向家庭部门扩散阶段,“十八大”后的经济运行状况仍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我们可以基本明确的是:政府的干预只能缓和经济收缩幅度,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延长经济呆在底部的时间,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市场的运行趋势,不过这却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条件。无疑,经济底部虽然暗藏着风险,但也酝酿着机遇。
政策面:政策注重延续性,结构调整是关键
十八大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高层的换届,而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经济未来5-10年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而从目前透露出的相关情况来看,今明两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将放在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上。笔者主要从财政、货币、产业和人口政策四方面分析预测未来的政策走向。
首先,财政维持宽松基调,大幅扩张困难重重。
最新数据显示,2003至2011的近10年间,我国税收总额超47万亿元,累计增长4.76倍,而同期财政支出总计约40万亿,累计上升幅度达4.69倍,总体维持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地方债,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缺口并不巨大,但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实际规模肯定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因为即使不考虑统计口径和数据水分等问题,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就已不容忽视。
由于地方政府负责当地经济建设等主要任务,而通过分税制获得的财权有限(约40%),加之中央高层对于官员政绩的考察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一方面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实权做担保,帮助企业从影子银行中获得大批资金。不论是通过开发区引进企业,还是后来的土地财政,都无法离开影子银行强大的融资能力,但这一切都是以政府的信誉作为担保的,一旦实体经济的运行出现问题,影子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就会直线攀升,越亏越借,越借越亏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之前许多学者担心的政府和银行被某一行业绑架,也主要是这种原因。
可见,在“十八大”之后政府为了避免金融体系的大规模崩溃风险,对于财政支出可能愈发谨慎,虽然在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不大可能实施财政紧缩,但支持力度应该较近几年同比25-30%的增幅有所放缓,并可能降至15%左右,而如果中央不选择调整分税制的比例,地方的财政困难将愈发严重,我们将很难再见到前几年赤字财政支持下,各地赶工修路修桥的情况,财政赤字风险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其次,货币政策松中带紧,短期资金操作增多。
众所周知,央行主要依据对国内和国外形势的综合考量来制定货币政策。而今年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尤显复杂。外部环境来看,由于众多国家的量化宽松导致人民币再启升值通道,同时跨国热钱流动大幅涌入,以及外汇占款升势等多因素作用下,市场流动性逐渐由偏紧回归宽松;而国内经济由于正处于典型的总需求收缩周期之中,对于增长速度的政治要求决定了积极的宏观政策方向。而且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在短期内很难取得重大改变,因此“十八大”以后继续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仍是中央的调控目标。
不过,在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央行对于传统的降准降息手段已非常的谨慎,永久性输入流动性对于通胀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会蚕食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与政府“十二五”期间着力扩大内需的目标相悖,近期央行频繁利用正逆回购来应对市场资金面的波动已表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利用短期资金平衡市场,加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始终处于与地方扩张冲动的相互博弈之中,“十八大”以后的市场资金面很可能呈现松中略紧的状态。
再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避免实体经济空心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十八大”以后产业政策调整范围和力度都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峰,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陷入瓶颈,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地步;另一方面主要调整方向可能是在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帮扶实体经济繁荣两方面。
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后,已由当年的短缺经济逐步过渡到行业产能过剩,前面提到过IMF估计我国的产能利用率仅在60%左右,而按照一般的情况,只有在产能利用率达到90%的时候企业才有足够的提价能力,企业持续下滑利润率才有望回升,因此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必然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企业并购重组来完成的。今年8月并购市场就完成82起并购交易,较之7月份大幅上扬20.6%,而兼并重组的新一轮加速,一方面可以淘汰众多过剩的落后产能,另一方面也在逼迫企业进军更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此举不仅会大大改变产业链和供需结构,陷入沉寂的实体行业将被注入新的活力。
产业空心化问题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攀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负担、信用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的综合影响造成了实体企业的举步维艰。在目睹美国次级贷的惨痛教训后,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肯定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近期国务院一再强调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也表明了高层的态度,“十八大”不会忽视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但实体经济的健康繁荣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基石。为实体企业营造健康稳定的经营环境,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领域都将成为新的战略调整方向。行业的去杠杆化,实体的去空心化将作为制定下一阶段产业政策的核心被重点考虑。
最后,计划生育逐步放宽,人口红利继续摊薄。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长久坚持的基本国策,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而由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否继续坚持这一国策必然引起各方热议。由于抚养、教育、医疗等费用的不断攀升,2010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 (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这意味着下一代年轻人将比上一代减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78亿,所占比例已从1982年的7.62%上升至13.26%。人口结构已出现了重大的逆转,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将弊大于利。
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人口转变特征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极为巨大,无论是面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原有的劳动力竞争优势都在减弱,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不断摊薄实际上也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GDP增速的放缓趋势。而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子女承担赡养老人的负担过重,对家庭和社会和谐都将带来了冲击。时至今日,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过快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明显滞后于新的人口和经济趋势,因此,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独生子女婚后孕育第二胎可能将成为“十八大”后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
“十八大”后钢铁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经济底部运行挤压钢铁企业盈利水平。今年前三季度钢铁行业遭遇极寒,大型上市钢企亏损为各行业之最。数据显示上市的34家钢企中,前三季度有14家出现亏损,合计亏损额约183亿元,其余20家公司合计盈利不足152亿元,即钢铁行业整体亏损超过31亿元,而去年同期实现的净利润为204亿元,一年间从净利两百亿到亏损数十亿的逆转触目惊心。而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疲软,市场的回暖速度一直比较缓慢,利润的上升更是无从谈起,加之楼市调控和产能过剩对钢价形成的巨大压力,企业盈利的下滑趋势在一段时期内依然很难改变。
其次,宽松政策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小。政府一直强调宽松政策带动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样形成的需求增量主要集中在基建和房地产方面。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需求结构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行业对于政策的过度依赖。而在“十八大”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房地产和基建项目继续爆发式增长已成为过去,私人部门的需求也在逐步替代公共投资成为市场的主角。不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的宽松效果,会越来越无法在市场中掀起大风大浪,但这对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却将大有益处。
再次,行业兼并重组的步伐将加快。有人说今年的钢价出现跳水,是行业长期积累的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到了集中爆发的临界点,国内仅有6亿多吨的表观需求却要匹配上8-9亿吨的产能,在全球经济向好时还能依靠出口和退税消化产能、维持赢利,但在目前外需已没有太大指望情况下,钢铁行业已走到了必须通过兼并重组来淘汰产能的十字路口。中国式去产能的过程一直举步维艰与交易成本太高直接相关,地方深度介入行业发展,大量寻租机会、政绩冲动影响下大家都希望能扛过去,在下一个上升周期里让本该被淘汰的企业复活。市场力量经常屈从于行政力量,而在中央屡次强调行业兼并重组的计划后,产能过剩问题受到较高的关注,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产业链整合是值得各方期待的。而钢铁行业也只有甩掉沉重的产能负担,才可能再次振翅飞翔。
最后,城市化进程或蕴藏中国钢铁工业的春天。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预测中国钢铁工业将进入永久衰退是明显不合理的。究其原因,首先,钢铁材料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其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在底部徘徊,最终还将回归繁荣;最后,“十八大”以后的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将蕴藏着钢铁工业的春天,由于工业建设对钢铁的需求,以及国民消费能力提高仍可能带来可观的增长空间。而国外成功的行业发展先例将是钢铁工业可以参考和借鉴的重要榜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十八大”后的经济运行或在底部继续僵持一段时间,虽短期可能出现波动,但彻底确立反转向上的增长趋势仍有许多先决条件,最有效方法依然是深化改革,不过从真正落实到开始见效的时间区间里,经济的弱势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而宏观政策面的影响可能将逐步减轻,回归市场的主基调在敦促政府角色逐步向“守夜人”转变,但这一调整过程无疑是漫长而痛苦的。至于钢铁行业,虽然其目前面临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但并非已毫无生机,行业的继续发展壮大需要有新的思路,巨大的勇气,以及对机遇的把握,这将是企业与政府的高层领导面临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