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巴克莱认为，李克强已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出这个判断,是在政府“铁腕治理”了今年6月爆发的所谓“钱荒”之后——央行并未像以往一样，立即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一些流量，以缓解资金短缺，即商业银行渴求的“放水”。
事实证明，即使在过去的3个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新一届政府还是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减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回忆起他曾主管的加工贸易不无唏嘘。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的1.2亿农民工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的出口。但中国出口如今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前5个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长，离我们制定的10%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全年能否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期待着，但是很困难。”魏建国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因为前30年的模式不能支撑未来的发展了，必须调整前30年的模式。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有压力，市场有压力，银行也有压力，但有压力才能转型，没有压力是不可能转型的。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愿意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的经济减速的代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
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这的确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的权力超过了经济发展，这样会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在这个转型期，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驱动的模式上来。“因为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的消费总体上也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在其主政波兰期间，曾追求一种黄金秩序，即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平衡了出口、进口，平衡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这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我们的经济最终要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然而，这种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从提出转型经济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新动力
当然，在过去的3个月里，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月底，李克强到江苏、上海考察时，同意并推进建立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时，李克强提出加快环渤海地区一体化建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新引擎。
“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仍让决策者心有余悸。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城镇化的弊端，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平常一般到11点左右就散会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组一直讨论至中午12点。城镇化实在太复杂，达成共识比较难。”
事实上，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迟迟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对城镇化的路径还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放权
对处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来说，怎么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认为，必须扭转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
她以近些年产能严重过剩的光伏、风电、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痛陈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这些产业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经国家规划，就变成了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政绩工程，于是全国若干个政绩工程出来，很快导致过剩。一些产能过剩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产能不仅在国内需求过剩，而且放眼全球我们这个生产能力也是过剩的。光伏就是这样。”
由于政府干预下导致的经济失衡，“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存量，GDP的总量，产能的总量，以及贸易的总量都挺大。要把我们的存量调整作为改革中最大的试点。”
然而，这么大的存量到底怎么消化、盘活，是个问题。
“怎么办?只有用时间来调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我们过去严重过剩的产能。”张燕生说。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仍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出大问题。”
霍建国同样将实体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给它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民间的内生动力发展欲望是很强的，若能动员发展起来将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么放权，民营经济怎么发展，怎么打破一些垄断，怎么使得金融机制能够为这些创业和中小企业服务。”
李克强上任之后，曾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1/3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放松政府管制也因此被学界扩大解释为“李克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从朱镕基到李克强
人们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诚如李克强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的改革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记忆。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掌管中国经济的几年间，朱镕基以其惊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气，克服内外部的矛盾和挑战，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最终将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转轨经济带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李克强和朱镕基一样，都接手了一个过度投资的经济体，都处于一个矛盾和利益冲突极其尖锐和复杂的转型期，并且，现在看来，他们都准备以短期的改革阵痛换取更长期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
但相比之下，李克强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分析：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管清友在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史的时候，以“三次闯关”来总结期间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内容是将实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改革闯关。第三次是当下正在进行的转型闯关。“目前观察，国务院所做的去杠杆、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会在中国经济史上成为第三次闯关。”
第二次闯关是由朱镕基主导完成的，而这一次闯关的大任则落在了李克强的肩上。“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管清友看来，“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一样，殊为不易。”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媒体报道，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同为改革者的他慨叹，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两千多年过去，中国步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和升级，寻找新引擎，成功的改革将推进中国经济步入新黄金时代，迎来一个民富国强的繁荣未来。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李克强在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稳步推进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李克强5月24日在瑞士经济金融界人士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李克强5月26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表示
中国经济的五个新引擎
谈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至今还能原文复述中国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过的一段话：
“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各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被中国超越。为了带动经济复苏，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也让投资、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这些钱投到正常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去了，变成了房地产、资产和全球大宗商品的泡沫。这些泡沫导致国内非理性的繁荣，并大量进口，而进口欧美国家的商品则带动了发达国家的复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过去的5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全球经济震荡加剧，各个国家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当此之时，中国是否还执着于发展速度?“保八”是否是中国的“速度底线”?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7.7%的GDP增速低于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美洲前接受拉美国家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说，我们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亚欧四国期间也多次表示，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很不容易。
5月中旬，李克强在一次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上表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有经济学家指出，相比一季度表现，今年二季度经济仍处弱势徘徊阶段。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在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冲击下挤出水分、回归真实，投资受制造业低迷影响略有下滑，消费增速稳中有升，经济并未出现明显企稳回升态势。而今年以来，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PMI指数走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都为经济回升带来了不确定性。
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在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承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的平行分论坛上致辞指出，中国根据当前的世情国情，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经济转型谋求长远发展，以和平发展谋求对世界的更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如何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一论断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国内外官员、专家、学者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提到了改革、实体经济、城镇化、扩大内需和提高开放水平，而事实上，这5个关键词是一脉相承的：改革是前提、是基础，发展模式不改变，结构不调整，金融改革不深化，改革不落在实处，产业便难言活力，便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
实体经济要淘汰落后产能，要获得资金支持，要培养能够成为新引擎的产业。而不论是服务业、公共产品，还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都需要市场培育，而不是政府指定;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转换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和配套现代产业的形成，有助于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拉动内需，将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
强大的内需和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所打造的内部稳定、外部融合、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将更加独立自主、更能引领世界。
新引擎1 改革
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
2013年，是新兴经济体由正常增长到开始减速的转折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双速增长”，美日欧的经济陷入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常增长;第二阶段为“双速减速”，美日欧经济陷入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开始减速;第三个阶段是“倒双速增长”，美日欧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在回落。
张燕生认为，2013年就是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折点，而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可能在2017年前后，世界经济进入第三阶段。
“金融危机是美欧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寻租的结果，他们负债消费的模式导致了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全球金融危机时，他们却把危机的责任推到‘穷国’身上。”张燕生指出，“2013年，穷国也到了拉不动这辆大车的时候。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需要调整，否则再过5年，富国有可能通过‘再工业化’等创新手段将经济结构调整过来，而穷国却由于忽略调整，光给富国拉车，自己陷入泥潭。”
此时，中国政府主动放慢GDP的增速，既有主动调整的考虑，也有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张燕生认为，当下中国最紧要是做好新的调整，即改革。
与相对悲观的张燕生不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判断是“中国经济8%的增速将维持20年”。
但林毅夫的判断有同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做到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克服人口红利过早消失，以及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偿增长的不足等。
改革，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要先思考经济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去调整、去改革。
有观点认为，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再造增长新引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周期。
而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看来，改革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改革的重点是转方式和调结构
中国前30年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支撑未来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改变。转变发展方式，首要任务是调整结构，而不是关注GDP的增速。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阵痛，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带来产能过剩的压力。面对社会上对于降低增速的不同声音。张燕生说：“追求速度的人说增速下降很快，应该用刺激方案将速度升上去;而另一种声音在说，如果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去搞极限增长，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到达增长的极限，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最终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张燕生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坎上。当GDP降到7.8%的时候，经济结构在优化，就业在增加，城乡和区域的差距在缩小。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速度进一步降下来，降到7%和7.5%，使工作重点真正放在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上?”
近年来，中国结构调整的成效已经显现。张燕生表示：“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是7.8%。其中，消费的增速是51.8%，高于投资;内需的增速是102.2%，远大于外需;服务业占GDP比重达44.6%，今年1月份上半年增长到47.8%;而研发经费已经增加到GDP的1.97%。去年，我国创造了1266万人的就业，创十年新高。”
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要素价格改革、公共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户籍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国有资本经营改革和金融领域改革等，被认为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金融改革被一些专家和企业代表着重强调，并被视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改革要有先后顺序，金融改革最为重要，应放在日程表的最高位置。
霍建国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按照市场化标准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理清监管者、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下一步，金融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2013陆家嘴论坛上，监管层表达了要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首次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当前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难度极大，因此应由相关部门设计改革的总体方案，加速改革向纵深推进。
央行对“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的表态，便被视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信号。
有专家指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丰富金融市场投融资产品将是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金融改革将成为放开垄断管制的突破口，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而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看来，在金融方面，谈增长新引擎之前，还应首先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国际资本流向可能发生逆转的风险。
“多年来，国际资本持续流向新兴经济体。”李向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出现资本流向改变的一个可能性风险点，就是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如果发达国家退出QE，意味着实体经济已经可持续复苏了。紧接着他们就有可能提高利率，从而触发资本流向逆转。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上升的空间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产泡沫经历了很短时间的调整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而实体经济层面，产能过剩因为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进一步加剧。”
李向阳认为，必须要在风险真正成为现实之前，把中国的资产泡沫尽可能压缩，为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地调低也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控制资产泡沫，防范资本流出的风险，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的一个前提。
改革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实处
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不是纯粹的经济改革，更大程度上是机制改革。中国现在对改革的方向和方案都非常清晰，但执行上有问题。
“很明显，现在各级政府都倾向于短期利益，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改革会涉及一些领导者，我们就要从机制改变，使执行者了解到，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会受益。”尼古拉说。
“中国经济现在必须要为转移升级创造条件，而不为保持高增长速度创造条件。”张燕生对记者说，“我个人认为，东部哪个省的GDP增速超过7%，哪个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就要做检讨。这说明你没有把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用以追求质量和效益。”
此外，樊纲认为，政府应该学会放权，尊重市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减少对微观行为的干预。政府应该尽快让种子基金、股权融资等这类直接的投融资机制成熟发展起来，去支持那些有新想法的人去进行可持续的创业。“如果千百万人的创造力都能发挥出作用，新点子都能落地，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一定会得到体现。”
新引擎2 实体经济
哪些产业能成为新引擎?
制造业、公共消费品、服务业，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毫无疑问必须来自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的运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但矛盾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困境中，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困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实体经济最为明显的苦难就是三大产能过剩。一是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产能过剩，二是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外贸产能过剩，三是过去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光伏、风能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是过去10年的投资泡沫形成的，未来也“只有用时间来调整，且是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如何保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哪些产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呢?
转型后的实体经济动力无限
“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减负，要想叫马儿跑得好，必须叫马儿轻装上阵。第二个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要让马儿有动力，什么是最好的动力呢?竞争。第三个就是从供给层面来讲，要想叫马儿跑得好，现在马还比较弱小，就要帮一把。”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要帮实体经济一把，就要解决实体经济最大的困难“五缺”——缺技术、缺人才、缺订单、缺资金、缺规范。
张燕生认为，“现在，我们把企业转型中的技术问题都交给了市场，让市场来做技术应用、转让、咨询、服务，但如果市场不提供给企业技术或做不到呢?这就需要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研发机构来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在当前是空缺的”。
人才问题也是如此。张燕生表示：“30年前，中国不缺人，社会使用的大多是低成本、没有经过基本培训的农民工。如今，社会需要初级技工、中级技工和高级技工，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技术培训体系?谁来出钱办?”
当前，大量社会资金融入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却面临资金紧张，无处贷款。张燕生认为，必须让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调整来完成实体经济的转型，那么，中国经济新30年的黄金时期将到来”。
公共消费品、服务业最有希望?
张燕生表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2亿，他们将带动养老、医疗、保健产业发展，而城镇化尤其是城市群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创新、创意、设计等一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农业，这些都将是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认为，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公共消费型产品，也就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些公共消费，空气、水、交通、对自然灾害的应对等等。“比如说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未来能不能做到6级地震零伤亡，7级地震几乎无伤亡，财产损失降低到占当地GDP 0.5%的水平，这些可以通过投资来完成，是对民生的一大改善。”
“再比如空气质量，空气是最大的公共消费品，也是老百姓关心的重大问题。怎样提高空气质量?也可以通过投资来完成。比如加快折旧，以高排放标准汽车来替代低排放标准汽车;提高油品质量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
而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前院长蔡旭看来，服务业的改革升级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引擎的切入点。“中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真的太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办法释放。”
200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服务业占GDP比例达到40%;现在，中国人均GDP提升到5000美元，服务业占比仍只有44%左右。“经济增速如此快，人均GDP增长如此高，但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却依然很低，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美国在1970年人均GDP约5000美元的时候，服务业占GDP比例就已经达到60%多，现在70%以上的GDP贡献是来自于服务业。”
蔡旭认为，中国强劲的增长想要持续，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劲的服务业。最有效的提升服务业效率的方法，就是引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必须在无障碍的环境下进行，也就是要求对服务业进一步放松监管，提供更加宽松透明的市场环境。“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加入诸边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希望中国在参与过程中实现双赢，进一步促进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上述专家学者不同的是，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夏把关注点放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上，基于此，他认为，新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生经济是基于全球高科技创新形成的新生事物经济和新概念经济。
郭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已经为建立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奠定了雄厚基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是通过加大对航天事业的支持力度，保持中国在航天高科技领域的创新优势。新生经济是以航天高科技成果转化为主导的宇宙经济。只有加大航天开发的各项投入，才能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持续发展。中国不仅要在地球卫星和空间站建设领域稳步发展，在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领域也要尽显世界大国本色。通过加速航天事业不断发展，促使我国高科技自主研发成果居于世界领先行列。”
此外，郭夏还认为，要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泛新兴产业。新兴农业、生态产业、勘探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安全产业、公关产业、传媒产业、创意产业以及各种新概念产业都属于泛新兴产业的范畴。
产业新引擎不是政府指定的
尽管认为有潜力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不少，但李稻葵强调：“这些投资表面上看必须政府做，其实不然，如果进行适当改革，完全可以引导民营资本进来，政府给一点保障、给一点创新、给一点政策、给一点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认为是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清洁能源，但是页岩气革命以后，美国能源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对清洁能源的立场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两年人们又在讨论3D打印技术。在多种选择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在未来支柱产业的方向选择上出现错误，可能就会是灾难性的。”
李向阳说，由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定的模式需要改革，“这种模式对于追赶一个明确目标非常有效，而对于不确定未来，靠政府官员坐在办公室制定产业政策，风险就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不能靠政府点名发展哪种产业，而是要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发挥自己的作用，寻找并创造新引擎。“过去大家一窝蜂搞了不少新兴产业，结果这些产业最后都变成了‘卖白菜’的。地方上掀起一轮发展新兴产业的大潮，很多省市或区县都开始不顾一切、一拥而上。结果导致近期我国光伏、LED、风电装备、碳纤维等行业纷纷传出产能过剩的声音，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持续性的全行业亏损现象，企业倒闭，行业发展陷入困境。”
“经济的发展不是靠哪一个行业或哪一个产业，它一定是一个综合、均衡的发展过程。重要的不是你去告诉别人，哪一个产业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让大家开动脑筋去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技术和扩展方式。”樊纲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则明确表示，不主张选择某个行业作为引擎：“之前的十大新兴产业曾经被列为上一届政府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最后也只是做了过渡，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如果要扶持某些行业，可以用产业政策倾斜的方法。产业发展要更加关注质量和效益。最重要的是实现改革，若要再选定一些行业，会陷入传统计划思维。”
新引擎3 城镇化
新引擎4 扩大内需
民富方能国强：以城镇化为导向，以内需拉动为旨归
改革也好，寻找新的产业引擎也好，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看来，都是为了刺激消费。
“中国经济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拉动，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非常重要。”金盈沣股权投资基金(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嘉林认为，让中国民富，让内需开启，这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每年上升0.7%。再过七八年，或者10年，居民消费将变成中国经济第一大引擎，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的培养与呵护。
李稻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寻找新引擎，从长期来看，还是靠消费升级，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升级到非物质性消费，从一般的私人产品的消费升级到更高档公共产品的消费，包括清洁的能源、水等，这些都是消费升级的潜力所在。”
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指出，中国的消费总的来说是处在非常疲软的状态，不如欧美，甚至不如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目前，中国最应该关注的是消费，之后才是投资、出口或进口，中国应该进一步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去进行转型，进行经济结构内部的调整。“正如波兰的‘黄金秩序’，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进行了健康的平衡。”
刺激消费，要藏富于民，当下最绕不开的议题就是城镇化。
以城镇化为导向，以内需拉动为旨归
今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汪利娜指出，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之果，转换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和配套现代产业的形成，有助于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释放巨量需求的关键仍在于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则是目前中国打造城镇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现在看来，它有非常大的潜能，但是它的潜能不在于规模，不在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这方面只有在规模上的变化，真正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要看它的支点。支点主要有配置合理的产业，配套优化的服务业，特别是社区服务。更重要的是经济总量，产业、服务的发展。要使得城镇化真的带动经济的发展，不唯GDP论就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对外开放外资、现代服务业的结合。”
因此，前述的改革和产业发展的成果，都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拉动内需。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以城镇化为导向的。其意义在于，培育扩大中产阶层队伍，缩小中国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把中国经济从过去投资驱动型的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这是基本的方向，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改革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里不仅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且涉及到初次分配问题。”
有观点认为，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这也就不难解释，当被问及“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的问题时，为什么多数专家学者都会提及城镇化。
(对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请关注本期封面故事第三部分《中国城镇化的两大难题》。)
独立增长更可持续更稳定
通过改革发展，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但怎么花也是个问题。科勒德克指出了中欧消费观的不同：“欧洲大部分国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尽可能节俭开支，居民也往往是负债累累，过度消费和超支情况普遍。而中国大部分人都爱攒钱。”
老百姓的钱怎么流动起来?牛嘉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人是200%甚至300%的消费，中国人连借钱的胆量都没有，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必须要转变民众的理财观念，培养民众的财商。中国如果能把老百姓手中的余钱利用起来，就有很多的财富，能做很多的事情。”
另一方面，企业的财商要改变。牛嘉林认为，企业要做一些事情，要有钱才行。“有钱”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现金，但是在金融领域里面你可以不用钱照样消费，比如拿信用卡。再比如，你买车可以一分钱不花，每个月去银行按揭。还有，你可以花很少的钱买房子，这些都需要信用。因此，金融体制改革，信用系统建立，将最终拉动消费。“一旦你可以用两块钱去买十块钱的东西，这个消费就可以被拉动起来。”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人要少存钱，少在国外存钱，多在国内消费，而且不是花销在进口商品上。如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市场可以更加独立，并且也不会轻易受到外部冲击。中国能更加独立地增长，这种增长便会更加可持续、更加稳定。
新引擎5 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从全球经济打工者到规则制定者
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对于“中国经济的新引擎”的论题，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同时也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上。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开放合作，也为世界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合作是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发展捷径，也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也表示，中国需要提高开放水平，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扩大开放看起来似乎跟经济增长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影响或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的制定，注定就只能是一个打工者。所以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也有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制定权。”
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认为，中国经济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应该能够把目光放远一些，整合到全球经济中。正如中国此前在脱贫方面的杰出成就一样，融入全球经济，将是中国经济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指出，中国的制造业比较开放，但是金融市场比较封闭。“中国需要什么呢?是投资目的地，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目的地。除了印度，还有一些新市场也在不断出现，比如非洲、中东。中国可以提供给这些国家一些新兴产业的经验和技术，海外市场也会给中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但从近期国际形势来看，合作面临严峻考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比如，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外国投资限制、强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诱导本国货币贬值等。
有关专家认为，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当前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各国应该增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坚持开放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维护稳定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
(将来，中国如何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否能引领全球新格局，请关注本期特别报道——《全球权力谁执牛耳》。)
